条记是古东谈主留住的一笔真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数目宽阔，且其中上自天文，下至地舆，三教九流，可谓兼容并蓄，蕴含着难以量度的社会、历史、文化价值。
比年来，跟着古代条记丛书的大量出书，晚明条记的关联究诘也汹涌澎拜的伸开。可是，举座而言，这些究诘更多是将条记算作其他规模究诘的缓助性材料，而对于条记的成书神志、成书过程、成书细节等问题却一直穷乏有劲的探讨。这种条记成书究诘的薄弱不仅告成影响到今东谈主对于条记材料性质的健硕，也在一定进度上导致了条记材料援用的盲目性。
笔者仅将个东谈主对于这一问题的一些念念考述说于下，以期达到投砾引珠的后果。
笔者以为，履行上言，条记的酿成是一种信息的生成、传播与纪录过程。究诘条记，也弗成只是柔和信息的最终呈现，更要柔和条记的信息是怎么产生、怎么传播、怎么被一步步纪录加工并最终定型的。
就拿条记的分类来说，前东谈主对于条记的分类多从文本内容层面动身，将其分为“演义故事类”“历史拾零类”“验证辩证类”。但条记的内容往往兼容并蓄，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对一部条记的内容属性进行明晰的隔离。
淌若将眼神深远到条记信息的得回神志就会发现，条记的内容天然琳琅满目，但算作纪录的主体，其得答信息的渠谈却是相对有限的：一种得自于作家的切身经历或亲眼目击，一种开端于口述神话，一种来自于作家的阅读所得，还有一种出自于作家的念念考或感受。
因此，与得答信息的渠谈相应，条记的分类不妨隔离为“亲历亲见类”“谈录类”“抄录类”“验证论说类”“随感类”这五种基本类型。另有一些条记，其得答信息的渠谈较为多元，几者之间并无轻重主次之分，故不妨别立一“抽象类”。
凭证信息的开端对条记进行分类，成心于学者按照不同的成书神志对条记的信息泉源、传播旅途、纪录神志等进行练习，这对于条记成书究诘的伸开无疑是极为成心的。
具体而言，晚明条记的成书究诘又可分为三大版本：条记的信息生成究诘、条记的信息纪录究诘、条记的修改润饰究诘。
一、条记的信息生成究诘
条记的信息生成究诘主要柔和这么一个问题：条记作家所纪录的文化信息是怎么一类群体在怎么一种场面之下，以怎么一种神志最终身成的。
不妨以晚明时期颇具特点的“谈录类”条记来阐发：在晚明时期，有格外一部分条记是通过话语纪录这一神志最终酿成的。此类条记的内容并非作家一东谈主之始创，而是作家对谈者所谈内容的纪录或改写。
因此，练习此类条记就弗成只是将眼神连续在作家一东谈主身上，还要柔和到谈者的身份地位、谈者与纪录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话语伸开的文化场面等问题。
笔者曾对晚明万历时期“谈录类”条记中的谈者加以统计，并对其生平进行练习，发现那时的谈者主要有以下三大群体：学者群体、官吏群体与民间文东谈主群体。
学者群体大都有着较长的博览群书、潜心著述阶段，如江应晓、吴炯、陈第等东谈主，他们的常识布景在很猛进度上决定了“谈录类”条记的内容重点。而和“谈录类”条记的酿成密切关联的还有诸东谈主游学、讲学、谈学的经历。
古东谈主为学往往重视师友同谈之间的互相发明与互相雕塑，吴炯就曾歌唱我方“无杨、谢之遇，师友无所发明，操行无所雕塑”，在被授予杭州推官一职以后，他才有机会“浪游武林”，往往进入缙绅约会，最终他将我方与他东谈主的谈学之语加以纪录润饰，酿成了《丛语》一书。
官吏群体又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地位较为显著的达官贵东谈主，较为典型者如李言恭。
李言恭虽非“谈录类”条记话语信息的主要提供者，但其社会地位与政事影响力却对其他谈者酿成了较强的凝合作用。时东谈主评价他“好文墨，招邀闻东谈主，折节寒素，词东谈主旅客，奔跑如骛。”名贤才士、山东谈主布衣、僧东谈主衲子都曾皆聚在他的宅均分韵赋诗、把酒燕谈，这不仅为各个阶级的话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还为晚明条记《耳谈类增》的成书提供了报复的机会。
官吏群体中还有一类东谈主，曾担任一方之知府、知州、知事，如王同谈、易仿之、江盈科、赵善政等，这些东谈主往往充任着“谈录类”条记信息提供的新力量。
在他们的话语中，有格外一部老实容来自于他们为官一方时的所见所闻。这些文东谈主宦游一地，往往对当地的风土情面、奇事异物感到簇新，而在与九故十亲的聚谈中，此类内容不错新闻见、资谈助，故颇受东谈主接待。
另外，在古代官员的为官过程中，话语一方面具有着了解民生困难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具备着公余文娱遣兴的文化功能。由此，谈者与谈者、谈者与纪录者之间通过口耳相传，收尾了信息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之间的互相流动。
在晚明“谈录类”条记的信息提供中，民间文东谈主群体的作用也不可小觑。这类文东谈主基本莫得过官吏经历，大多数东谈主主要以隐者自居，如周晖、盛时泰、张凤翼、黄奂等。
民间文东谈主群体的兴致常在诗晓谕画、古赏玩鉴、晓行夜住之间，热衷于讲求之事，具备着较高的文化教授。他们经常雅会约会、结社赋诗、饮酒清谈，这也成为“谈录类”条记纪录信息得以生成的一种报复文化泥土。
在话语信息生成之后，还必须柔和这么一个问题：这些话语信息是通过一种怎么的关系或纽带传达到纪录者耳中的。
一般而言，谈者与纪录者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学缘关系。
所谓亲缘关系是指谈者与纪录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血统关系或姻亲关系，如《谬言》的谈者陈第与纪录者陈祖念之间为父子关系，《客座赘语》中的谈者王少冶与纪录者顾起元之间为翁婿关系等，但这种情形在“谈录类”条记中并未几见。
所谓地缘关系，是指谈者与纪录者在地域上较为接近，多为同里大要同乡。如王同轨先容《耳谈类增》中的报复谈者彭尊古、易仿之、何起凤：“三公皆里东谈主”；《金陵琐事》的作家周晖与谈者盛时泰、陈芹、僧弘恩皆是金陵东谈主。古代的乡里之间往往有着交流的文化传统，因此在谈者与纪录者的关系类型中，地缘关系占据着较大比重。
学缘关系是指：谈者与纪录者之间或有着告成的师承关系，或因为志同谈合、兴致趋奉而沿途往还论学。前者如《金陵琐事》的谈者杨谈南与作家周晖，后者如《雪涛演义》的谈者袁宏谈与作家江盈科。
除此除外，晚明“谈录类”条记的信息生成还有着一些固定的话语场面，笔者曾将其区分为“家庭私谈”“师友聚谈”“客谈”“社谈”这四种。不同的话语场面往往对应着不同的话语内容、话语款式、话语作风等。
这些因素不仅会影响到谈者的言说内容与言说神志，也融会过文东谈主的秉条纪录，或告成或辗转地作用于条记的内容、体制、语体、款式、体性，最终身长出天地之别的条记风貌。
“谈录类”条记的信息生成究诘如斯，对于其他类型的条记也可接受肖似的念念路与门径。比如对于“亲历亲见类”条记，作家的经历类型到底是什么？是官吏如故游历？作家又有何机会得以亲见他东谈主所难以目击的事件？对于抄录类条记，作家抄录背后的文化活动与文化方针到底是什么？是备科举如故备著述？
唯一双这些问题进行雅致练习，智力达成对于晚明条记信息生成的深远清爽。
二、条记的信息纪录究诘
条记的信息纪录究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层面的问题：条记作家的纪录动机究诘、条记材料的选定表率究诘、条记内容的纪录神志究诘与条记文本的书写神志究诘。
纪录这一溜为天然愈加强调文本的真正性与客不雅性，但纪录对象在退换成文本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纪录者主不雅意图、纪录动机的影响，从而使纪录演化成一种带有着作家个东谈主特点的“言说”。而晚明条记作家的纪录动机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种受儒家入世精神的影响，强调个东谈主谈德品行的接续完善，但愿通过条记文章对世谈东谈主心施加有益的影响。
较为典型者如吴炯、薛应旂、伍袁萃、丁元荐等东谈主。在这些东谈主看来，“言”自己并不具备算作一种方针而存在的合感性真谛，淌若以“言”为方针，最终不外是座谈雕龙、锦心绣口。
但尽管如斯，“言”仍是不错算作一种器用来“诱东谈主入谈”，一朝达到“谈”的最终方针，“言”这一器用就不错断念，得鱼忘筌，登岸舍筏，最终达到“烦懑”的至高田地。
在晚明条记中，有不少作品连续纪录古今名贤的瑰意奇行，其动机正在于，以一种谈德化的言行来设立一批德行的楷模，从而对个东谈主的谈德酿成一种兴起，对社会的缺欠组成一种规戒。
一种受古代博识传统的影响，期待通过条记的抄录与阅读，达到博识洽闻的文化田地。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东谈主中就流行着对于博识的热烈看重，他们或征事、或策事，博学多闻者的流风余韵常为后世文东谈主所企羡与回想；唐宋时期“博学宏词科”的开辟愈加深了这一传统，为了备科举之需，显败露不少杂钞性质的条记与类书。
明代的博识之风也十分抖擞，杨慎、王世贞、焦竑、胡应麟等皆所以博洽见称的学问巨匠。很多晚明东谈主恰是从博识这一角度来详情条记言说的合感性的。
施梦龙就曾说过：“夫博雅之士折衷六经，靡以尚矣；然犹参订诸子，旁采百家，……至于稗官小史，罔不涉猎，以洽闻见，……尚其备也。”
莫是龙亦言：“经史子集除外，博闻多知，不可无诸杂纪录。今东谈主念书而全不不雅演义家言，终是寡陋俗学。”
在这些东谈主眼中，条记是一种常识与文化的报复载体，而着述条记也成为博见洽闻的一种报复神志。
还有一类文东谈主则将条记视作一种消遣的器用，但愿通过对一些谐谑、神怪之事的纪录达到一种文娱性的后果。
晚明文东谈主选藏性灵，好谑且善谑，并常将谐谑和文东谈主的才念念敏捷相磋议，从这一角度动身，他们对谐谑类内容的言说合感性进行了充分的详情。
如屠隆就曾说过：“善谑浪，好诙谐，……取快佐欢，亦无大害。”
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亦说：“夫为词而足以资东谈主之谐戏，此词就是全国间一种少不得语，故余喜而采之。”
神怪之事也能产生文娱化的后果，如张文光说晚明奇闻怪事类条记《耳谈类增》“不错解酲而却睡”，李维桢指出《耳谈》不错令厌常喜新者“读之欢然”；江盈科则评价《耳谈》：“事新而艳，词爽而快。怒，读之则喜；愁，读之则畅。”
可见他们皆以为，神怪怪事不错令东谈主产生一种“骇心”的快感，进而收尾一种愁绪的表达，达成一种心情的适意，这恰是志怪之奇文娱功能的体现。
晚明条记在长久的纪录传统中也酿成了一定的材料选定表率，举座而言，作家在纪录中主要接洽到以下几点：材料的真正性、材料的稀缺性、材料与作家柔和点的关联性。
东谈主们往往对条记以“子虚”而加以非议，所谓的“子虚”主要有三种情形：
一种是因为有个东谈主历害的加入，作家有健硕地对关联事实进行诬蔑；一种是由于作家的见闻履历较为偏狭，从而导致着述的诞妄；第三种则是因为作家过于标新翻新，追求骇东谈主闻见，从而引起对事件真正性的悖离。
针对这些“子虚”的训斥，晚明文东谈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靠近材料的真正性加以矫正：尽量选取六合之公是公非，而对源于个东谈主好恶的讪谤乱骂之说采取断念的立场；尽量选取经过全心考量的材料结论，而对那些侦查未确、附会疑似的内容采取断念的立场；尽量选取有着着实依据的内容，得自于纸上者表明出处，得自于耳闻者注明谈者，对于那些莫得着实开端的离奇乖癖则采取断念的立场。
晚明条记的作家还十分重视材料的稀缺性。这表当今，很多条记作家往往以“识小”之东谈主自居，这种身份定位正自大出，作家想要通过对东谈主所未见、东谈主所不知的内容的粗鄙纪录来对主流常识文化体系加以补遗。
在史料性条记中，作家常强调某则材料为正史所不载；在学术类条记中，作家常以自身有瞻念看见闻考常谭之误；在编录类条记中，作家也往往会阐发我方的文章在编录主题、编录规模上和前东谈主的相反，这些都阐发作家挑升避让主流的文化体系，在更为广袤的常识规模里庞搜博览、另寻全国。
条记材料的选取还受到材料与作家柔和点关联性的影响。纪录者自己往往有着一定的个东谈主经历、常识布景、兴致怜爱，因此，对自身感兴致的事物每见必录，而对我方不柔和的内容熟视无睹，亦然东谈主之常情。
朱谋㙔的言论就显豁体现出这一倾向：“文，狂海也，珍奇环玮，何所不有？……志在骊珠者不顾盈丈之珊瑚，志在圣水者不奇雪屋银山之潮汐。”可见，纪录者主不雅的兴致偏好，往往会影响到他们的材料采纳。
在选取了具体的纪录对象之后，作家还需要以一定的纪录神志将其退换为文本。笔者曾对晚明条记的纪录神志进行练习，发现条记作家往往以“赫蹏”为书写载体，而以“巾箱”“巾箧”等算作储存器用，经历长手艺的积存，最终酿成一部条记。
赫蹏书写空间的有限、箱箧分类功能的穷乏，都对条记短小、衰退、杂沓的文本刻画产生了影响，并最终组成条记与论著在著述款式上的分野。
天然，天然条记举座上具有着“杂”和“散”的文本特征，但从书写的角度而言，晚明条记的书写也并非全无端正可循。
比如：受古代汗青论赞的影响，条记作家往往会在纪录之后，保留一个连续发表个东谈主意见的文本空间；在真正性的驱使之下，作家往往会在条件末尾阐发纪录的手艺、方位、音讯开端等；在材料的罗列中，作家也时常罢免“相通而类”或“相悖而类”的原则。
这些书写的具体款式，和条记的文化传统、条记的学术念念维有着密切的磋议，因此，唯一摸清条记作家所罢免的纪录传统、所给与的学术念念维，智力对条记的书写产生更为深远的清爽。
三、条记的修改润饰究诘
在对关联的信息加以纪录之后，条记的成书并莫得澈底收尾。随入手艺的推移与见闻的增长，不少条记作家都会对昔日的纪录加以修改润饰。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条记出手的面庞会发生怎么的变化？这些变化连续在文本的哪些层面？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恰是条记的修改润饰究诘所要柔和的主要问题。
值得细心的是，修改润饰究诘，必须要落实到不同阶段的条记文本方能伸开，而对于大部分条记而言，读者所能看到的只是其最终的面庞。
而王同轨的《耳谈》《耳谈类增》却否则，从万历丁酉至万历癸卯，由于作家的随得随增，先后出现了五卷本《耳谈》、十五卷本《耳谈》以及五十四卷本的《耳谈类增》。在由十五卷本《耳谈》发展为五十四卷本《耳谈类增》的过程中，很多原有条方针笔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条记的修改润饰究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本。通过对比不难发现，王同轨的修改润饰主要发生在以下三个层面：
纪录层面。
领先，王同轨在《耳谈类增》中，往往将《耳谈》成书之后，我方所阅所闻的同类事件附加在原有的条件上。类附一方面使得原条方针内容变得愈加丰富，另一方面也有诠释所记奇事并非孤例的意图。
其次，对于某些事件，作家在《耳谈》成书之后得到了对于此事更为告成的材料或愈加着实的开端，因此在《耳谈类增》中以新的材料内容对原有条件加以替换或改写。
再次，在《耳谈类增》中，作家还对一些事件的布景、缘故作念了愈加充分的打发，使得事件的叙述有铺陈、有渲染，一脉相通愈加齐备，达到了更好的叙事后果。
辩论层面。
从《耳谈》到《耳谈类增》，条件末尾的辩论显豁呈一种加多的态势，这阐发，王同轨对于昔日听闻的奇闻遗闻，不再粗浅流于一种纪录与保存，而是但愿通过有健硕的反念念，将故事的主题念念想加以深化提高。
而从念念想层面来说，五卷本、十五卷本的《耳谈》更多宣扬的是一种因果报应的念念想，主见阐发“劝惩”中“惩”的一面，书中的鬼神也更多带有一种高明而不可知的色调。
而到了《耳谈类增》，作家更多赋予了作品谈德教会的社会功能，并期待通过奇闻怪事的发挥收尾环球在谈德活动层面积极主动的退换，将“劝惩”的重点放在了“劝”上，天命鬼神也与东谈主类社会的伦理谈德相联结，具备了更多感性化的色调。
这一变化与王同轨的身份退换有着密切磋议：王同轨一出手写稿《耳谈》，正处在我方的待官时期，这决定了他一出手主要所以一种拘奇抉异的文娱心态来纪录奇闻怪事的。而随入手艺的推移，王同轨徐徐成为官吏阶级的一分子，此时的王同轨更多感受到一种对于朝廷与社会的职守，并愈加期待通过辩论部分的转变将《耳谈》由一部猎异之书退换成一部有为之书。
表达层面。
在表达层面，王同轨也对《耳谈》的原有条件进行了诸多加工，比如作家为了让读者深信我方所记内容的真正性，往往会对之前的一些叙事纰谬进行弥补，从而让事件从逻辑的角度愈加有机可趁。而从叙事的天真性上而言，王同轨往往在原有纪录的基础之上进行合梦遐想，加入细节与修饰性身分，使得事件的描画愈加的传神与动东谈主。
另外，王同轨还调养叙预先后、精简叙事笔墨、改善叙事逻辑，使得文本的可读性、真谛性都大大增强。这千般转变都领导东谈主们：条记文本的最终呈现并不单是与信息开端、信息纪录联系，如故作家后期反复修改、润饰、加工的戒指。
一言以蔽之，对于条记的究诘弗成只是重视条记材料的开发与期骗，还要充分还原条记的成书门径与写稿经过，从信息开端、纪录书写、修改润饰等多重角度对条记材料作念出全宗旨、动态化的练习，这么方能酿成对于条记内容更为精确的领路。
除此除外，还应将不同类型的条记放到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中，收复条记出身的文化场面，探索条记文本生成时所陪伴的文化活动，如斯方能对条记这一文类产生愈加深远的清爽。这一念念考虽由晚明条记激发，但对于中国古代其他时间的条记究诘也通常适用。